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五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长足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全面总结新中国五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展望新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前景，本报理论部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50年：回顾与前瞻”征文。征文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既可全面也可选择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社会领域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总结。在分析改革开放及两个文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跨世纪的思路。征文要求具有学术性、理论性、历史性和前瞻性。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编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开拓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不断开阔观察世界的视野与胸襟，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与素质，集理论突破与实践突破于一体，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研究解放思想的历程及其规律性，对于弘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实现十大五“高举旗帜，推进伟业”的宏图大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想认识的逻辑过程是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新时期解放思想作为主体精神状态、思想认识发生变革和转换的过程，是我们坚持实践标准，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是自我反思、自我解放，从破除外层思想障碍到摈弃深层的思想束缚，按其内在逻辑发生“内化”的过程。这一“思想进程”是和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相统一的。它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从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迷雾中解放出来。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酝酿于我们党针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肆意颠倒和歪曲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在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运动。否则思想的天空就无法迎纳真理的光辉，区分不清真与假、善与恶，最终将葬送马克思主义，窒息社会主义。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但这个任务的完成并非朝夕之功。
其次是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及实践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藩篱中解放出来。随着对林彪、“四人帮”批判的深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践，以及如何区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可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严重阻挠，加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有着相当广泛的习惯势力基础，刚刚萌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举步维艰。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由此“飞流直下三千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着力进行全面拨乱反正，花费大量精力，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引导人们从教条主义及个人崇拜的迷惘中解脱出来。
再次是从僵化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误区中解放出来。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深化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选择与实践创新过程之中。这个时期，思想解放的幅度与力度伴随着全面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大，以十二大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为发端，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最终成果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五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牢固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进一步阐明了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新的思想大解放导致改革开放的洪流更加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的上述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结、循序递进的过程，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中思想飞跃的脉络。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思想飞跃所产生的伟大的邓小平理论，是20年来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最高成果和集中体现。
解放思想既不是单纯的破，也不是单纯的立，而是既破又立、破立统一的过程。
——当社会亟需拨乱反正，而人们思想的主导方面还被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左右的情形下，解放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破”。它要求人们必须澄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划清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基本界限，破除主观偏见及习惯势力的枷锁。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批判“两个凡是”，否定“文革”等，都充分体现一个“破”字。当然这个阶段也在“立”，如重新确立实践权威，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工作重点转移等。
——当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们思想状态从僵化状态“裂变”出来，呈现异常活跃而又良莠混杂时，邓小平则更多地强调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反“左”又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要随意上纲，人人过关。这一阶段解放思想的特点，是“破”“立”结合，全面把握。
——当坚冰已经打破，改革巨舰亟待远航，人们思想基本解放或主导方面已经解放，并且步入正确轨道时，邓小平则是更多地鼓励我们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机遇，迎着风险上；主张对待那些思想还不解放或不甚解放的人们，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争论，允许看，用事实来说话。这个阶段解放思想的特点无疑是以“立”为主，而且已不啻政治、政策领域的“立”——解放思想愈益具有认识论的普遍意义和实践创造的张力。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写进了党章，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更高、更深、更大的“立”。
解放思想的破与立所坚持的原则即实事求是，一切依“三个有利于”和主体实践活动的需要及其思想态势的变化为转移；而实事求是的“破”与“立”，又是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去伪存真为前提的。二者都是建立在实践标准的同一基础上的。
解放思想作为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进而促进对客观世界改造的自觉活动，是群众和领袖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邓小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落实中的整体性、全局性的高度，反复强调从中央到基层、从领导到群众都要解放思想，并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领袖与群众上下互动的过程。
一方面，解放思想作为主体认识变革与实践创新的体现，其初期内容及方式总是由群众萌发与自发、初创与试验、反映与提出的。20年来解放思想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创举一再表明，人民群众始终站在解放思想运动的最前列。群众的思想解放具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现实针对性。群众的解放思想总是针对社会现实生活中某些具体的事件、问题发起的，不是凭空产生的。二是朴素自发性。群众的解放思想是群众思想的自我解放，是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心声与愿望的自然流露。三是功利目的性。群众的解放思想总是与追求和实现切身利益紧密相联的。
群众的思想解放又总是由领袖支持与推动、引导与领导、总结与升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我们党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体察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意愿和要求，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是我们党正确判断是非曲直，为思想解放运动端正航向；正是我们党善于将群众思想解放的创举与典型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才使思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的发起、伸展和深化，离不开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顶住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逆流，更显示出我们党的成熟与胆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1997年江泽民“5·29”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更是高屋建瓴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群众的新要求、新创造和新经验进行了提炼概括，提出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思想，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的进程。
新时期解放思想运动就是这样在上下响应中前进着、发展着。毫无疑问，始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自下而上的创造与自上而下的推动相结合，强化领导与群众两个方面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二者相互激活的整体效能，是推动思想解放进程的动力机制及科学抉择。
这里的“利”是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全局利益，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合法正当的个人利益。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源于主体的利益需求，其过程也就是主体追求和获得利益的过程，正是利益驱动着主体不断地解放思想。这里的“义”是指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和取向。社会主义的“利”决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利”。解放思想作为主体追求和获得利益的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的利益关系。
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认识的进步。这种进步，既取决于认识判断即对真理的追求，又取决于价值判断即对利益的需求。一般来说，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进步还是落后，是趋于解放，还是趋于保守，终究是由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关系决定的：当主体即得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时，主体就不会愿意接受新措施、新办法，不愿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而宁愿墨守成规，囿于传统；与此相反，当新措施和新办法能够给主体带来物质利益时，主体就会乐于接受，乐于改弦易辙，解放思想。
我们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党倡导解放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正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义利观，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身的利益，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团结起来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共同奋斗。之所以在解放思想进程中毅然决然地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正是坚持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坚持利与义的统一。正因为解放思想最终目的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一致的，是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基础的，所以才成为其自我解放的强大动力。但现实的主体是个体、集体、社会总体所组成的有机系统，其利益问题包括利益组成、利益关系、利益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是异常繁杂难理的。利全局的不一定利局部，利集体的不一定利个体，利长远的不一定利眼前，利彼群体不一定利此群体。任何一项改革举措，均不可能顾全所有人所有方面始终受益。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利益问题，坚持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辩证统一。在主体解放思想问题上，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利益的杠杆作用，同时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只有将利益驱动和“义”的思想引导作为解放思想的“双翼”而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比如，我们当前正在实行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下岗的措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这一重要举措，一部分职工下岗，他们的眼前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坚决地贯彻落实这一举措，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有利于搞活搞好整个国有企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职工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实施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利益，把他们的眼前利益影响减少至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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